袁文会(袁文会老婆是谁)

袁文会（1901一1950），祖居天津南门外芦庄子（又称芦家庄）。祖父袁老先，哥仨都是秃头，共生子侄八人。袁文会之父大排行行七，名袁国璋，生二子，长子袁文会，次子袁文德（文德为人老实、好学，于1935年万国公寓凶杀案后被吓死）。
袁老先为芦庄子著名混混，在日租界松岛街设立脚行锅户，旭街至海光寺这条街上的日商洋行和中国商店，凡装卸货物一律须由袁家脚行承包。袁老先很有点武功，手使一把特制铁锨，他弟兄及子侄十余人，在芦庄子一带形成一霸。1898年袁家扩展霸业，老七袁国璋到北城根估衣街争夺当地脚行，老七很有臂力，在与对方争斗中失手打死了人，被清官府逮捕后，判处充军山东。是年正值山东义和团兴起，袁国璋趁乱越狱逃跑，参加了义和团。庚子义和团失败后逃回天津，两年后去山西参加清军，自此永无音信。继而袁文会母死，他与弟弟文德同由其八叔袁国玺抚养。
民国初年袁老先弟兄相继死去，袁家脚行也逐渐衰落。老八袁国玺改行，在芦庄子开设宝局（赌场），利用其父兄的余威和与日租界交界的有利条件，生意非常兴隆，故而无暇照顾袁文会弟兄。

袁文会伏法
天津人民政府成立后，天津人民法院也相继成立，王笑一为首任院长。王笑一上任后，便下令将袁文会押回天津，并开始重新审理此案。
1950年12月21日，天津人民法院经过反复调查取证，以汉奸罪判处袁文会死刑，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费外均没收。
审理袁案的是院长王笑一，审判员是刘云峰等。
判决书下达后，最高法院核准决定于1950年12月25日上午枪决袁文会。当时，任天津市市长的黄敬同志曾做过如下批示：
“处死刑（该犯党羽众多，应严密看管，免生意外）！国文瑞如何处理？应速判决，以便一并处理。”
1950年12月25日上午，天阴沉沉的，天津法院门前挤满了人，排了足有几十米长。监车从法院开出，袁文会坐在车中，两眼通红，满面杀气。
上午10时整，监车到达小王庄刑场，法警的一声枪响，结束了袁文会49岁的生命。
袁文会被枪决的当天，天津人民法院以（法字第16号）发布布告，张贴于天津城的大街小巷：
汉奸袁文会，出身流氓，系本市青帮首领与著名之恶霸汉奸。于1935年，仗势聚众斗殴，打死市民宋国柱。后逃大连，与土肥原系日特勾结，即在津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秩序，企图为日寇制造侵华借口。
“七七”事变后，更明目张胆充当日寇宪兵特务。依势聚徒，开设会记公司，专为日寇收容、逮捕、贩卖华工。更百般虐待，克扣工粮，致不少华工在饥寒交迫下死亡。又勾结日特莳苗等，公开杀害市民张耀山等达10余人。并在日寇指示下，于霸县组织“袁部队”，亲任司令，向我解放区进攻，迫害抗日军民。
上述事实，仅系袁逆罪恶中之一部，其在本市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欺压群众之罪恶事实不胜枚举，市民对之无不切齿痛恨。而在审理时，袁逆一再狡赖否认，但人民痛恨，纷纷提出控诉，要求对袁犯严惩。且经本院调查被告罪行严重，如此背叛祖国、勾结日特、残害人民之汉奸恶霸分子，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应依照《共同纲领》第七条，处以极刑。
经呈奉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遵于1950年12月25日监提袁逆文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此布。
计开：枪决汉奸犯一名。
袁文会，男，年49岁，天津人，住一区罗斯福路26号。
院长 王笑一
1950年12月25日
厚葬袁文会事件
1950年12月25日，津门巨霸袁文会被天津市人民政府依法处决。当广大人民群众无不为拆除这一恶霸拍手称快之时，谁也没想到，被处决的袁文会依然“兴风作浪”，竟然引出了“厚葬袁文会”事件。
这一事件是在袁文会被处决后，其亲友、爪牙公然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购置贵重棺木、超度做法、陪葬贵重衣饰等，送葬队伍吹吹打打，穿越市区，葬礼花费达300万元(旧币)。以公开行丧，招摇街市的方式，对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开敌对和示威。
“厚葬袁文会”事件反映出了区委平时工作不够深入，觉得“人已经死了，没有什么了”，未能给予足够的注意，加以制止，及时报告，造成了群众很大不满和思想上混乱。这一事件，为天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敲响了警钟。1951年，天津市委秘书处将此事件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通报，加强党员、群众的立场检查和监督。

袁文会认贼作父，死心塌地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得心应手的工具。在“七七”事变前，袁就已经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日本侵占了天津以后，更进一步投靠日本帝国主义。袁文会在这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现仅举其荦荦大者一，略述于下：
(1)组织“便衣队”暴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亲自策划下，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由汉奸李际春、张璧等人在天津发动了一次“便衣队”暴乱。袁文会收罗了一千多名吸食毒品的“白面客”，参预了这次骚乱活动，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制造借口。
(2)建立汉奸组织
在一九三五年，袁文会秉承日本特务小日向的旨意，纠合汉奸、青帮分子张逊之等人，建立以青帮为核心的“普安协会”，网罗社会上的一些残渣余孽，冒充所谓“民意代表”，经常散布“要求华北自治”的汉奸舆论，扰乱视听，为日本侵略华北张目。日本侵占天津后，又组织“安清道义会”的汉奸组织。
(3)抓捕杀害劳工
在“七七”事变爆发前数年，袁文会唆使其爪牙在南市、地道外等地诱骗壮丁，押送到海光寺日本兵营，为日本帝国主义修筑地下工事。日本人怕劳工泄露军事工程情况，竟秘密将劳工杀死，抛入河中。当时天津海河常有浮尸漂流，就是这些惨遭杀害的劳工。
(4)供敌情报
袁文会的爪牙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这是他为日寇搜集情报的一个有利条件。各饭店旅馆、娱乐场所、烟馆、赌场、妓院、车站、码头等，都是袁搜集情报的渠道，其所涉及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如政治动态、经济活动、人物行止、社会舆论，都在搜集范围之内，特别重视搜集有关八路军活动的情报。袁与日本宪兵队、日本茂川特务机关、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日本守备队、日本海军武官府等机关都保持联系，供给情报。
(5)贩卖华工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由于国内青壮年都被征入伍，劳动力缺乏，于是便从中国劫掠大批“华工”。当时在日租界福岛街(今多伦道)有个大东公司，就是一个专门招募华工的机构。大东公司从天津的四乡八镇以至河北省沧县、盐山，山东省的济宁、兖州一带，以介绍职业为名，诱骗大批劳工来津；也有些是被扣上“私通八路”的罪名抓捕来的，然后强行押往东北及日本国内。为了镇压被胁迫而来的劳工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便利用袁文会的势力与大东公司狼狈为奸，贩卖华工。
袁文会在芦庄子成立了一个名叫“会德号”的机构，专门从事贩卖华工活动。会德号租得南开体育社，临时搭盖几间简易房子，四周砌起围墙，作为华工来津后临时食宿之所。后来体育社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华工，袁又在南市“三不管”租了几个说书场。被诱骗或拘捕来的华工，一进入体育社这个大院，就等于进了集中营，院门口及周围都有流氓手持尖刀棍棒把守，华工只许进，不许出。大东公司招募的华工，形式上都付给一笔“安家费”及预支一些工钱，就是对华工们这一点点的卖身钱，袁文会这个吸血鬼也不放过。例如，华工的食宿完全由袁文会一手包办，在体育社大院里，有袁文会开设的饭馆，要吃饭只此一家；华工取证件要照相，袁文会找来照相馆代为拍照，从中又捞一把；袁文会还在院里设有赌局，利用“吃腥”的手法，想尽办法把华工手里的钱榨个精光。
被骗卖的华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折磨下，多数惨死在他乡异域，袁文会双手沾满了千万华工的鲜血。
(6)组织“袁部队”
天津附近文安、霸县，过去是土匪窝子。日寇侵入华北以后，这一带匪势依然十分猖獗，日军曾几次出兵也未能肃清。后来特务分子川岛芳子(金璧辉)向日军当局建议，将土匪招降后交由袁文会统辖，改编为“袁部队”，袁文会任大队长，以日本人济川为顾问，直接受日军指挥。这个“袁部队”在文安、霸县一带经常进攻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骚扰乡里，鱼肉百姓，干尽了坏事。
(7)供敌妇女
日本侵略者为了满足其鬼子兵的兽欲，在军队中设立所谓“随营妓女”，指使汉奸们为其提供中国妇女，供官兵玩乐。袁文会手下妓院很多，曾多次把一批批妓女强迫送往日本侵略军军营中。这些妓女受到敌人的百般蹂躏，结局都非常悲惨，折磨致死者为数不少。
(8)窝匪销赃
袁文会与天津周围各县的一些土匪都有所勾结，并极力掩护他们。如著名的土匪头目刘桂堂(外号刘黑)、刘辅臣、柳小五等，经常大摇大摆地进入天津市区，并且在市内都设有公馆。他们所以敢于如此招摇过市，就是由于与袁文会搭上了关系。这些土匪抢劫窃盗来的赃物，往往也是送袁文会开设的“押当店”转手处理，彼此分肥。
此外，袁文会还犯有拐卖人口、霸占女伶、私设公堂及放高利贷(开设“押当店”)等种种罪行多真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四、袁文会与刘广海的“狗咬狗”
恶霸刘广海在天津也是一个地头蛇，与袁文会是冤家对头，彼此斗了二十多年。两个人虽都属于安清帮，但袁文会是依靠日本人起家的，而刘广海却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后台，两个人各有政治靠山，都想压倒对方，独霸天津。
刘广海是天津西头人，早年与其兄刘广庆同在西头南大道大酒缸胡同以卖柴草为生。刘广海好逸恶劳，流氓成性，后来拜另一个安清帮头目、北京人王文德为师，又收罗很多党羽，称霸一方。
远在一九二六年直鲁军阀统治天津时期，刘广海曾在日租界一个妓院里与袁文会手下人郭筱波、王恩贵发生口角，事后双方约定日期，在南马路丁公祠决斗。刘广海找他的师父王文德，袁文会也找他的师父白云生，双方各自动员大批打手，准备来一场大斗殴，拼个你死我活。此事为军警督察处南市分处处长张凤岭知悉，他为了避免安清帮的自相残杀，届时派出了大批军警，在双方摆开阵式正要动武时，赶到现场，把双方斗殴人员冲散。这次大武斗虽然避免了，但袁、刘之间的嫌隙并未消除。
一九三五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头赵家窑有一个干暗娼的李筱波，准备从谦德庄接出一个妓女，他怕事情不顺手，特意约了刘广海手下大将宋国柱(绰号宋秃子)一同前往。这时刘广海正要到日租界万国公寓办事，李筱波就雇了一部汽车，三个人乘车直奔万国公寓而来。正在此时，蓬莱街太平里的“花会”开筒，袁文会的喽哕布满街头，有人认出了刘广海和宋国柱，以为他们是来寻衅闹事的，马上报告了袁文会。袁文会也不问青红皂白，立时怒火冲天，派了他手下的祁国富，郭筱波、国文瑞等多人前往万国公寓打架。刘广海见势不妙，便从后门逃走，宋国柱被团团围住，终以寡不敌众，被来人打昏在地，又被郭筱波在肋处捅了一刀，当即一命呜呼。日租界警探闻讯后，一方面通知中国法院验尸，另一方面追查凶手。袁文会徒弟李子扬情愿顶名投案，被日租界当局转送中国法院。刘广海也到法院指控袁文会打死人命。开庭后，刘广海坚不承认李子扬为杀人凶手，李子扬见人命关天，也翻供否认自己杀人。法院见案情复杂，决定将原被告双方扣押待审，并准备传袁文会到案。
此时河北省主席是于学忠，于部有个师长董英斌，驻防杨柳青，他也是王文德的徒弟，与刘广海是同参。董闻知此事后，便出头将刘广海保释出来，并支持刘和袁打官司。
万国公寓血案发生后，震动了整个安清帮，一些青帮头子如厉大森、魏子文等都出头为之调停，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也派人来津从中调处。袁文会自知理亏，所以情愿为宋国柱出大殡，赡养死者家属。不料想刘广海不依不饶，厉大森等人也就罢手不管了。法院多次传讯袁文会不到，最后下了拘票；袁见事不妙，便远逃大连去了。
大连乐户公会会长刘文奎是袁文会的好友，此次袁前来避难，受到刘的盛情款待。袁在大连居住期间，经刘文奎的介绍，结识了不少日本人，这就为其投靠日本打开门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后，袁文会才返回天津，其后不久刘文奎也来天津小住。通过刘文奎的牵线搭桥，袁文会又与日本宪兵队曹长莳苗等人拉上关系，从此，袁便积极投靠于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
袁文会返津，刘广海感到威胁很大，躲在家里不敢出面。后来经人居中调解，袁、刘二人见了面，互相都赔了不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此后刘广海居然也敢到日租界活动，并在闸口街东方饭店开了一个赌局。他没有提防袁文会还在暗算他；不久，袁文会便勾结莳苗把刘广海逮捕，解至日本宪兵队。不料刘广海越狱逃走，奔往上海去了。
刘广海亡命上海，本想投奔青帮头子黄金荣。几年前黄为宋国柱命案一事曾派人到津调处，刘不识抬举予以拒绝，使黄的面子上很不好看，因而对刘来上海表示冷淡。刘自知没趣，在上海呆不下去，便带着在上海新讨的一个小老婆远走内地去了。
日本投降以后，袁文会被捕关押，有一天监狱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国民党要人来看袁文会，时间不久果然有一个人衣冠楚楚、昂首阔步地进了袁的牢房。袁文会不看还好，一看之下，羞得满脸通红。来人正是袁的死敌刘广海。当时刘身为天津市的参议员，又是伪国大代表，莫怪其趾高气扬，神气十足了。刘广海探监后，袁文会对人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堪的一件事。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袁文会自知靠山已倒，难逃公道，因此每天躲在家里，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袁外出时，路遇刘广海手下的高玉普，高为了给刘广海报仇，把袁扭送警察局。袁文会的家属四处托人营救，其徒子徒孙则写恐吓信给警察局，扬言如不释放就采取最后手段云云。警察局局长李汉元认为案情重大，不便久押，马上派了大批警察沿途警戒，将袁文会解送法院审理。国民党法院也认为此案非同小可，提审时唯恐押送途中生变，只好由法官亲到狱中就审。袁文会虽被囚禁，但威风不倒。
当时一些重要汉奸如伪市长温世珍、伪财政局长李鹏图、伪教育局长何庆元、伪市长周迪平、特务头子徐树强、汪伪政权外长徐良等约四十余人，都关押在男二监，袁文会也同押于一牢内。
这些被关押的汉奸，过去生活上养尊处优，舒服惯了，一旦锒铛入狱，感到困苦难忍。当时监狱典狱长祝捷三，系李鹏图的好友及旧同僚，于是便由李出头向典狱长央求改善生括。祝捷三表示男分监尚有几间房子可住，但因年久失修，破旧不堪，需呈报上级拨款修缮，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汉奸们一听，都表示情愿捐款修理，当场每人各认捐五万元。就这样修好了一些房间，经过油漆粉刷，如同别墅一样，三五个人住在一间房里，同时又由家里送来钢丝床、绸缎被褥、毛毯等物。过去汉奸们的饭食，多由家属每天送来，很不方便，祝捷三决定让聚合成饭庄到男分监设立小灶，每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汉奸们在狱中有的看书，有的写字，有的下棋，悠闲自在，还可以随便接见家属。这就是汉奸们在国民党监狱中的生活写照。
袁文会在国民党监狱中被关押了三年多，可以说是连一根汗毛也没有触动 。

民国期间，中国的帮会尤以上海的青帮、洪帮和四川的袍哥最为知名，但实际上，当时中国的帮会几乎遍布全国，天津的混混儿也不遑多让，天津混混儿中的四霸更是极为出名。

上海青帮三大亨

在当时的天津，混混儿中的四霸：袁文会、刘广海、佟海山和王士海，犹如杜月笙之于上海滩，这四个大混混儿也几乎成为了天津的地下皇帝，他们在天津欺行霸市、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但是，不同于青帮大佬杜月笙能够知晓民族大义，积极支持抗战，天津的四大混混，几乎都是“有奶便是娘”，他们投靠日寇，为虎作伥。有“虾米海”之称的王士海，更是直接投敌成为了汉奸。

被解放军逮捕的天津大混混袁文会

在旧社会，老百姓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说的就是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往往心狠手辣，行事恶毒，因此极遭普通老百姓的痛恨。而王士海的父亲，就是控制脚行的封建脚行把头，也就是无罪也该杀的“脚”。

上梁不正下梁歪，王士海成年后，子承父业，并加入了青帮，成为了天津丁字沽、堤头一带最大的混混儿。王士海倚仗青帮势力和日本在天津租界，在天津横行霸道，欺行霸市已司空见惯，为了争夺利益，王士海甚至多次派人行凶杀人，正是靠着托庇于日本人，王士海才能多次逃脱罪责，逍遥法外。

天津混混剧照

早就投靠日本人的王士海，在日军全面侵华占领天津后，毫不意外的认贼作父，当了汉奸。成为汉奸后的王士海，迅速成为天津日本人镇压中国人民最凶残的帮凶。

1941年，看到王士海办事如此“得力”，天津铁路警务段的日本特务，让王士海组织了名为“义侠队”的特务队，并授予了王世海伪陆军少将的军衔。有了特务队的王世海，气焰更加嚣张，对于当地居民烧杀抢掠、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汉奸剧照

除了谋求个人私利，被日本人“重用”后王士海，更加卖力的为日本人卖命。他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中国妇女，成立为日本人服务的所谓“妓女慰安所”，这些身心俱受摧残的妇女，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活下来。

与此同时，王士海还大量强征甚至绑架华工，运往各地当死亡率极高的苦力。刺探情报，杀害抗日志士和革命群众，更是司空见惯，王士海已丧心病狂。

被枪毙的汉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49年，解放军解放天津后，王士海被逮捕，1952年，王士海被正式处决，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二十八岁时来到上海。他在上海见到帮会势力很吃得开，便冒充青帮，自称在南洋传教时曾拜南洋商船主郑老板为师，并说郑是“嘉白帮”二十班辈，他是“大”字二十一班辈。当时在上海还没有他这么高的班辈，杜月笙、王晓籁、黄金荣等人的班辈都比他小。王大同更以他善于应酬的权术，又能说英、法、德等国语言，因而名声大噪。王大同广收门徒，从他的一九四三年的收徒登记册来看，编号约计二万二千多号，说明已收徒二万多人，张宗昌、杨宇霆、何应钦、陈觉生、冯司直等许多军政界人物都在其收徒名册之内。王大同哄骗讹索的手段多种多样，在青帮中被称为“老狐狸”。王大同在天津伦敦饭店也设过香堂口，在华荫南里有他的住宅。这个人装束怪异，道貌岸然，而讹诈有术，勒索有方，是一个手法高超的江湖骗子。

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间，我们牺牲了太多，我们如今的安稳生活离不开前人的战斗。只是在当时的抗战中，涌现出来的除了英雄外，还有背信弃义者，他们投奔了日军，伤害自己的同胞。在最后的清算中，汉奸人数高达三百万。有些是迫不得已，有些则是本身就忘记了自己国籍的人。有一个大汉奸就被当众处决，他就是袁文会。

1）生性恶劣，著名混混

袁文会出生于1901年，祖居天津。袁文会仿佛就是天性如此，一直都很粗野，喜欢与人打架，却不爱学习不爱上进。本身他就是寄居在亲戚家，后来被自己的八婶嫌弃。他的八婶因为太嫌弃他，甚至不给他饭吃。于是袁文会就投奔了自己的舅舅家，在16岁时成了棚铺的学徒。可是后来还没出师就不愿意干了，舅妈对他很是生气。袁文会也不愿意受气，直接不再去自己的舅舅家。

在1925年的时候，袁文会与自己的朋友一起听曲艺，声调很是动听，但词句比较下流，于是几人就开始怪声怪气。

这样的怪声怪气惹怒了在包厢里坐着的贵客，他们就被抓了起来。

2）参加青帮，后成天津安青帮首领

在被抓之后，其中一个朋友的弟弟就找到了关系将几人放出。袁文会在出来之后叩见了帮助的人，白云生。不仅如此，还请求加入青帮。青帮的人数在这之后越来越多，青帮也开始渐渐很是有势力了。袁文会的地位也就开始上升，同时他还拜了两个干爹，一个是军阀李景林部下的军长谢玉田，一个是日租界华捕侦缉队长刘寿岩，所以他的气势就更加嚣张了。

在这之后，袁文会收徒高达万人，也成了天津安青帮首领。

3）被当众处决的大汉奸

当抗战开始的时候，袁文会一开始还抗日救国，但是当天津沦陷后，他就成了墙头草，转而支持日军。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带着自己的弟子抓一些身体壮实的人，送到日军中当苦力。并且他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在天津帮日军搜集情报。

这样的袁文会是日军极为喜欢的工具，因为不仅能够给他们提供情报，还能够帮助他们抓苦工，并且还成立了汉奸组织。

在抗日期间，袁文会做的这些事情深深伤害了抗日战士，所以人们对于他的行为也是十分唾弃。在抗战胜利后，袁文会终于被国民政府逮捕，然而这个时候他也没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甚至买通关系在牢房里过得还不错。

等到建国后，袁文会被处决。1950年12月25日，袁文会终于被处决。后来他的亲友和徒弟们为他举办了一个葬礼，花费了3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