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读古代文艺论著时，常会遇见诗三百这个提法，不少人对此感到奇怪。
其实，文艺论著中流传的诗三百，就是指《诗经》。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里的《诗》就是指《诗经》，《诗经》在先秦典籍中本来是称《诗》的，其后面的经字，是后人为了将其列入儒门经典四书五经才加上去的，就像《易经》本来叫《易》一样。
《诗经》编成于春秋时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的诗歌大多产自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及湖北等地，收录的都是合乐歌词，上起于西周初年，下止于春秋中叶，作者既有人民群众，也有士大夫贵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这中间500年社会的真实样貌，俨然一幅质朴圆润又灵动非常的先秦人民生活景象图。
而诗三百乃举其整数之称，形式以四言为主，其中不少篇章内容发人深省，描写鞭策入里，语言生动优美，极富艺术感染力，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较大地位。汉代流传的诗三百有齐鲁韩毛四家，又分今文诗学和古今诗学两种。其中齐，鲁，韩三家为今文诗学，在魏晋之后逐渐失传，如今清代王先谦辑注的《诗三家义疏》品评生动，较为详细;而所谓毛诗是毛长流传的，为古今诗学，至今通行。
究其名称由来，这还得从诗经的采集和编订工作说起。《汉书·艺文志》中曾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现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意思是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收集诗歌的官员，“采诗”作为一项上古流传的制度，在周朝时仍然沿袭。周朝统治者为了了解民情，考察政治得失，了解各地风俗，便派出专职官员到各地采集民间诗歌，孔子曾云:诗可以现，正是此意。
而诗三百一说的形成，根据前人考究，发现这跟儒门至圣先师孔子删诗行为有莫大的关联。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古则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而歌之。讲到古代《诗经》原本有3000多篇，等流传到孔子那个时代，孔子删去了其中内容重复的，选取了可以施于礼义的，最后剩下的305篇诗歌，孔子都能扣舷而歌之。而在伪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中也有“删诗为三百篇”的说法。由此看来，诗三百之说在汉代便颇为流行，汉书中也有相关记载:《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说法之渊源，不可谓不久。这便是孔子删诗的由来。
就在孔子删诗一事快被历史盖棺定论之时，唐朝之后却有不少人对孔子删诗这说法表示怀疑。
清代学者方玉润等人对此多有精到见解，他们不如批判地指出:从诗三百名称流传时间上看，相传孔子删诗是自卫达鲁之后，当时孔子已69岁高龄，但论语中显示他在这之前就经常说诗三百，可见《诗经》305篇早在历史记载的孔子删诗时间之前便已成为定数。另外从诗三百的内容上看，如果原本《诗经》真的有3000多篇需要删减，那么先秦古典中一定会提到许多逸诗，所谓逸诗，是指诗经没有被选取在305篇内却被删去了的部分，指原本属于诗经，而后散逸了的诗歌。但是在类似《国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所提到的逸诗却非常少，根本不足以构成三千数目，而删诗一说也便无从提起。
除此之外，从孔子删诗的标准上看，是“取可施于礼义”者。宋朝欧阳修也在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归纳出孔子编订诗经时删章，删句，删字的三个标准。然而曾经被孔子本人严厉的批判为“淫靡之声”的郑卫之音却在《诗经》中流传下来，如果诗三百是孔子整定编辑出来的，那么从他删诗的标准来看，他又怎会让这种靡靡之音流传下来呢？
另外从孔子的年龄上看，先秦典籍《左传》中曾有季札观乐之说，记载了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看乐曲表演后，曾经对宫廷中所演奏的诗歌进行了评论。而鲁国乐师当时所演奏的诗歌和如今版本诗经的篇目和次序是大致相同的，说明倘若诗经真的进行了删整，那么此时的删诗工作其实已基本已尘埃落定，诗三百的说法在此时也当早已流传，此时正值公元前544年。但来看看当时的孔子，却才不过是一个八岁的孩童而已。
从孔子本人的志愿与权力上看，《诗经》作为周王朝政教礼乐制度的重要载体，早在孔子出生之前便已经出现了周王朝发布的权威定本，用来作为天子，诸侯宴享，孟会，聘问之用，而即便在孔子出生之后，他也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政治志愿，更不会有这样的政治权利参与诗经的删减订本工作。
而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不同学说立场相互攻伐之说尤为激烈。而自古以来，儒墨交攻，不同的政治理念，不同的文化抱负，以及其所代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让二者的学说以及后世门派之流在学说理念上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矛盾。但是在《墨子·公孟》中却介绍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如果三百诗之制真的流传至孔子，恐怕墨子不会在这里将三百诗的说法流传下来。
由此看之，自古有之的孔子删诗的说法，恐怕不可轻易信之，诗三百之说可能另有来历。那么这来历究竟何在呢？
古代各代学者的普遍看法是:孔子并没有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即订正了诗经的乐调。正如他自己所说:吾自卫运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说我从卫国到鲁国之后，对丝巾展开了订正乐调的工作，让雅，颂篇目的诗歌韵律和谐，各得其所。由此可见，自称“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孔老夫子的确对《诗经》进行了一番正乐工作。
现代文学领域认为，风雅颂绵延长达五六百年之久，国风所采取的诗歌则达十五国之广，而诗三百所展示出来的诗歌基本形式统一，韵律和谐，曲调婉转优美，可以确定的是，的确在历史上经过一番精心加工整理而后才逐渐定型的。而从风雅颂当时流传的年代来看，最有可能对《诗经》进行加工整理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乐工和太师，只有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收集者，整理者与编辑者。
但是由于后人不加详察，又被孔子这位至圣先师头顶的光环弄得头晕目眩，这才乱戴帽子，把孔子的正乐工作以讹传讹成了删诗工作，以至于闹出了误会。
可见，历史流传的许多说法其实都是笼统而未必准确的，在对待一些广为流传甚至自古有之的说法，我们不能仅凭一家之言便选择偏听偏信，妄加断定其中的是非正误。正所谓“俗人开口，哲人便笑”，如果我们不能坚持以一种严谨认真的审判态度对待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哪怕说的如何堂而皇之，最后也不过是徒增笑料。
《诗经》之所以叫做诗三百的原因，是因为《诗经》全书共有305篇，所以后人习惯上称之为诗三百。
我认为孔子通过重编、删诗，来精简诗经是存在的。《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记述；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也就是说，时间到了孔子生活的时代，流传在世间的诗歌，大约有三千余首。孔子从中进行了筛选，去其糟粕，选出了305首比较重要的，合乎礼法的。编写出了我们知道的《诗经》。
还有什么佐证孔子对诗经进行过删诗，以使其符合自己的要求吗？是有的。《论语·为政第二》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说：“《诗经》中三百多首诗，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思想不邪。”而之所以孔子认可，因为这就是他老人家一首一首的筛选出来的，《诗经》是他老人家的心血啊！
